从“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真实配资平台，到创造“中国深度”能够下潜7000米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从青蒿素的发现再到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从基础研究、科技工程再到前沿技术都取得瞩目成就，“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也从梦想变为现实。
诸多成果数量增加的背后是日益完善的科技体制及各项科技指标的提升。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连续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14位。
我国SCI国际科技论文数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被引用论文数量处于世界第三位，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位，进入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数达到438家，位居世界第三位。
2018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研发经费投入2018年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原始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2018年基础研究经费为1118亿元，是1995年的62倍。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再到新时代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继续提升。
科技制度不断完善
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几乎从零开始起步。
1956年，国家初步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和布局的科技体系。“文革”期间，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则为科技界带来转机。
1978年3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上对7657项科技成果举行了隆重的颁奖活动，标志着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恢复。
“那时候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再到全国科学大会，都为科技界带来了东风。”中科院院士武向平对记者回忆道，那个时候的学习风气非常浓，一批想求学的青年学者都被带动起来。
40年来，国家共授予10多万人（次）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20个国家的113位外籍专家和2个国际组织、1个外国组织国际合作奖。共授予自然科学奖项目1230项，技术发明奖4112项，科学技术进步奖12323项。目前，部级科学技术奖平均每年授奖约2500项，地方科学技术奖每年授奖约6500项。今年年初举行的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奖金也从500万元提高到800万元。
此后，围绕科技体系的政策和举措相继出台和实施。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原科技部党组成员张景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通过4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
十八大以来，围绕完善创新生态、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中央和地方都推出了多个实际“礼包”。
去年年初，《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发布，在完善基础研究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优化基础研究发展机制和环境等方面做出部署和安排。去年3月，国务院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明确了我国牵头组织大科学计划“三步走”的目标。
接着在2018年7月，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分别对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同月还印发了《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减包袱”。
科技部等6部门不久前又印发《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体系，推动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领域自主权。
与日益完善的体制相对应的，还有研发经费的持续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9677.9亿元，比上年增加2071.8亿元，增长11.8%；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9%，比上年提高0.04个百分点。投入结构进一步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
这些逐年递增的科技指标和数据，也在近年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和突破。以2018年的科技界诸多成果为例，既有嫦娥四号探月、中国散裂中子源这样的重大科学工程，也有首只体细胞克隆猴诞生、人造出首个单染色体生物等前沿生物技术，还有工程科技含量极高的港珠澳大桥通车等。
武向平也认为，科研活动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时间就会出现质的转变。
他向记者举例说，比如诺贝尔奖的获得一般都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诺贝尔奖，就是因为积累还未到时间。经过第一批科技工作者回国，再到中间稍有停滞，后来科研工作者继续走出国门再回来传授，这中间已有了几代人的积累。
“可以看到的是，近几年我国的科技成果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而且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方面，是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多点开花。”武向平表示，目前我国科研领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再过十多年，还有很多领域也能进入国际第一梯队。
激励科技工作者
科技活动中最根本的要素还是科技人才。
科技部今年主编的《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8）》显示，经过7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全社会R&D人员全时当量，均居世界首位。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对人才吸引力逐渐加强，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留学人才“归国潮”，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达数十万。
十八大以来，科技政策和举措也一直把激发科研人员积极性和企业的创新活力作为重点。
比如，进一步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自主权，赋予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精简项目申报流程；改革科技成果管理制度，取消职务科技成果资产评估、备案管理程序；加大分配激励的力度。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推进七项行动等。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邓大胜告诉第一财经，在2016年的时候，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接着各地区各部门都结合实际相继落实，出台了相关的落实意见，中央的这个文件也是在新时期我国人才领域深化改革的主要依据。
以上海为例，就颁布了人才“20条”、“30条”和“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等引才政策。在2017年《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今年3月底的上海科改“25条”中，也是对科研人员的进一步松绑。
最新的动作是，9月25日，《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用法律的形式将人才激励等内容固化下来，也专门设置了创新人才专章。
完善政策的同时，我国在资金层面也持续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支持。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支持下，我国在量子科学、铁基超导、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CIPS干细胞等基础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十大突破榜首。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工作座谈会时说，科技创新突破需要广大科研人员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奋斗。创新成果往往不是计划出来的，政府要为科研人员自由探索营造宽松环境。要持续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加快完善科研项目管理评价、收益分配等制度，年内推动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试点落地。“杰青”基金要打造改革“试验田”，发挥示范作用，向青年人倾斜，让更多更年轻的人受益，大幅提高“杰青”基金间接费特别是“人头费”比例，探索建立青年科研人员自主合理使用经费承诺制，相关部门在管理上要开辟绿色通道。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助理、科技发展部部长闫继娜称，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主要以国家项目为主，在满足国家相关规定下，让科研经费使用更加灵活，科研人员自己进行调整，可以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效率。由于不同的科研项目在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一样，包干制这种灵活的调配机制，有利于基础研究，也受到科研人员的欢迎。
不只是对本土科技人才的扶持，我国在吸引海外归国人才方面也持续创造良好环境。
以引领科研创新的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为例，除了国家统一提供的50万元的一次性生活补助，以及100万~300万元的科研经费，各地区的高校也争相开出各具特色和差异性的优越待遇。
根据《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8）》，我国留学生回流加速，对外国留学生吸引力增大。2017年出国留学人数增加6.39万人，增长了11.7%；留学回国人数增加了4.84万人，增长了11.2%。从2011年开始，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占出国留学人员数量的比例超过半数，更多的出国留学人员选择了回国发展。2010~2017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63.97万人，年均增长19.9%，高于出国留学人员11.5%的年均增长率。
在吸引全球顶尖科技人才方面，通过更加务实的人才引进政策，对外国人才来华签证、居住，进一步放宽条件，简化程序，解决引进人才的社会保障、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2018年，中国累计发放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33.6万份，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已经超过95万人。
世界级科技装置
如今，科学研究实现从0到1的原创性突破，越来越离不开大型科学装置。一流的大科学设施，对城市、区域乃至国家提高科技创新水平至关重要。
武向平对记者表示，科技后期的发展，科学设施是个关键。若是没有大的科学设施，也难以带动整个国家科技实力的发展，而且自己国家建造的大科学设施也可以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比如有了上海光源，我们就可以借助它从事天文领域的研究。”
在上海光源工作的杨博士曾在日本学习工作7年，他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此前工作的日本光源设施是全球最早建立的一批世界级大科学装置，而上海光源也是国际上性能领先的中能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在我的研究领域，上海光源的硬件设施是完全达到要求的，身边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外科技工作者开始回国投入建设。”
LAMOST(郭守敬望远镜)、FAST(中国天眼)、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中心、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SULF）……这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背后是我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科技经费投入。
武院士表示，在大科学装置上，没有国家经济实力做后盾是不能持续的，在他看来，近十年来，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相当大，而且仍在继续，“现在我们也在推动牵头组织大科学工程，尝试在我国自己做的同时，在国际上牵头组织一个大的国际工程。”
创新主体活力不断提升
作为创新主体，企业的地位全面增强。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中企业资金达到1.35万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76.5%。华为2017年研发费用就达897亿元。
根据大连理工大学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强度有明显提升。
从1995年到2016年，企业来源研发经费从300亿元增长到约1.2万亿元，增长40倍；政府来源研发经费从约 250亿元增长到约3200亿元，增长12.8倍。
技术革新也为企业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换挡、结构优化、提质增效的关键期，高技术制造业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成为带动工业转型发展的重要力量。
各类制造业、科技型企业也持续加大对R&D的投入。上海广为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广为”）产品近60%销往北美，其中美国占50%，该公司就持续通过产业升级和调整国外市场布局化解贸易摩擦影响。理工科出身的上海广为董事长范晔平深知研发和技术的重要性，也持续加大R&D投入，他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的R&D投入接近5%，并和一些高校及研发机构合作，“通过进一步的产学研合作能够解决公司研发能力不足的问题”。
数据显示，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逾四成开展了技术创新活动，共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19.2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3.3%；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6.9%，比2012年提高5个百分点。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项目中，以开发全新产品或者改进产品功能质量为目标的项目占比达到82.4%，“中国制造”正升级为“中国智造”。
把目光从个体扩大至区域，创新也呈梯次联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科技集群方面，排名前100位的科技集群中，中国有18个，仅次于美国。
区域的创新力一直是衡量经济体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
具体来看，在区域创新发展的主阵地——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数量已由1990年的27个发展到2018年的168个，区内企业数由1600家增加到11.7万家，实现了与国家创新城市、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互动互补、互联互通，而这些高新技术开发区也在全球经济体系（分工）中是一个重要节点。除此之外，上海、北京两个全国科创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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